一、问题的起源

随着近年文娱市场的繁荣，围绕着是否侵犯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争议逐渐开始引发关注。保护作品完整权与改编权分属不同权利人而发生权利冲突时，两者界限交织混合，加大了司法判断的难度。对于保护作品完整权构成要件中的“歪曲篡改”应如何进行解释？保护作品完整权和改编权的界限应如何划分？本文通过对保护作品完整权的司法判例作出类型化分类，以期待做出梳理。

二、有关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法律法规

对保护作品完整权的进行规定的主要法律条款为《著作权法》第10条第4款，规定了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

同时，作为下位行政法规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10条对视听作品进行了特殊规定：“著作权人许可他人将其作品摄制成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视为已同意对其作品进行必要的改动，但是这种改动不得歪曲篡改原作品。”

根据法律法规前后一致的要求，这两个条款中出现的“歪曲篡改”应做同一解释。但是如何界定“歪曲篡改”，法律明文没有做明确解释。

对于“歪曲篡改”的立法本意，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释义》中作出如下解释：“作者有权保护其作品不被他人丑化，不被他人作违背其思想的删除，增添或者其他损害性的变动。这项权利的意义在于保护作者的名誉，声望以及维护作品的完整性”[1]。

该立法解释可解读为：保护作品完整权是通过维持作品的完整性来保护作者与作品之间的联系，以及社会对作者及作品之间联系的评价，这种评价通过作者的名誉和声望来体现。据此有观点认为可将其反向解读为“歪曲篡改”应以伤害作者的“名誉和声望”为标准[2]。亦有观点认为应依照作品的性质和利用目的分别视之[3]。

从九层妖塔以及一系列有关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案例可见，对于“歪曲篡改”是否要以伤害作者“名誉和声望”为要件，司法判决中仍存在分歧。本文将进一步分析司法判例在个案中的态度。

三、既往判例对保护作品完整权构成要件的不同标准

就对于保护作品完整权是否需要以伤害作者的声誉为前提，本文通过分析既往的司法判例可见，不同的司法判例采取了不同态度。大致可分为如下五种。

（1）保护作品完整权需要以伤害作者的声誉为要件。

“张五常诉科学文献出版社[4]”二审中，法院认为，在张五常与科学文献出版社签订《图书出版合同》的前提下，出版社未经张五常许可对原作文字进行的四处修改是“按照作品的性质及其使用目的和状况所做的不得已的改动”，“无损于作者之声誉和人格利益，”据此认定不构成侵犯保护作品完整权的行为。

在“海关照片《跳帮》[5]”案中，原告拍摄了反映海关人员缉私风采的摄影作品，并配有“用忠贞和争议锻造的利箭射向罪恶，使走私分子胆战心惊”的文字；被告将该照片配字改为“私破海关，腐败重创中国海关大门，危机中年，地道战，娱乐圈是个什么圈”的标题，并在照片右上方印制了一个反转倒置的中国海关关徽图案。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这些文字和图片突出了海关腐败的内容，严重歪曲，篡改了作者的创作本意，又在是否侵犯名誉权的问题上认定，被告擅自在其公开出版物上刊登被歪曲，篡改的作品，其行为明显具有贬损他人名誉的违法性，其所传播的内容已经为相关公众所知悉，足以造成相关公众对林奕（原告）社会评价的降低，致其名誉利益受损。据此认定侵犯保护作品完整权；

“沈家和诉北京出版社[6]”一审中，原被告之间基于合同，由被告对原告的数部作品进行出版。其中一部《闺梦》中存在文字、语言、标点符号等方面差错179处。一审法院认为该书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在社会上公开发行后，必然使作为该书作者的原告的社会评价降低，声誉受到影响。据此判定构成侵犯保护作品完整权；

在“王莘诉谷歌案[7]”中，被告将原稿的数部文字作品扫描后进行拆分并传播的行为，一审法院认为，“保护作品完整权的设立意义在于保护作者的声誉不受侵害，故通常情况下只有在对作品的使用中实质性地改编了作者在作品中原本要表达的思想感情，从而导致作者声誉受到损害时，才可认定其构成对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侵犯”，据此认为被告将涉案作品拆分为片段并提供的行为，不足以导致作者声誉受到损害，不构成侵权；

在“《皇粮胡同十九号》案[8]”中，针对被告将原告小说改编成电视剧的行为，法院认为剧本为改编作品，必然要在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环境描写方面有一定区别，才能成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只要未达到损害作品和作者声誉，降低公众对作品和作者评价的程度，就不应认定侵害了作者的保护作品完整权。

在“鸭趣案[9]”中，法院认为“保护作品完整权是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此项权利旨在制止有损作者声誉的歪曲，篡改和割裂的行为”。

尽管上述一系列判决均采用了同样的说理，将是否伤害作者的声誉作为保护作品完整性的要件，但是各法院在结合案情进行适用的过程中，均没有对修改行为是否存在伤害了作者声誉的证据进行考量，因此，可以认为该种标准要求的仅仅是“有伤害作者声誉的可能”，而非具有伤害了作者声誉的既成事实。

（2）对原文的改变达到实质性改变即构成侵权。

认为改动需要到达实质性改动的程度才构成侵权的判例有：“汤加丽人体艺术写真[10]”一审中，法院认为，人民美术出版社“对其图片中的背景和人体进行了裁剪，但这种使用方式未对上述作品作实质性改动，”因此“未歪曲和篡改上述作品的主要内容，因此并未破坏上述作品的完整性”；

“天下粮仓案[11]”二审中，对书法作品“天下粮仓”四个字，被告未经许可进行出版，去除这四个字间洒落的一些墨迹的行为，二审法院认为著作权人“有权保护其作品不被他人丑化，不被他人作违背其思想的删除，增添或者其他损害行改动”，据此认为去除墨迹的行为“并非对作品主要内容的改动，并未产生歪曲，篡改涉案作品的客观后果”，据此认定不侵犯保护作品完整权；

“寡妇村[12]”一案中，分镜剧本和电影对原作的某些情节，细节，对白，环境，场景以及人物动作进行了删减。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被告行为未构成原告作品的主题思想，主要情节和主要人物关系方面的实质性改变。二审法院认为，被告的增删改动没有对原著的主要故事情节，主要作品内涵和主要人物关系作重大改变，其删改部分属导演再创作许可范围内的活动。据此认为不构成侵权。

“九层妖塔”二审[13]判决提出三方面原则：“一是审查电影与原作品的创作意图，题材是否一致；二是审查电影对原作品的主要情节，背景设定和人物关系的改动是否必要；三是结合社会公众对作品改动的整体评价进行综合考量”。此综合标准也可归入实质性改变标准中。

（3）只要存在对原文的改变行为即构成侵权。

采用此种思路的判例有：“张五常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4]”一审案，针对科学文献出版社未经张五常认可的四处修改，一审法院认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未经张五常授权，擅自对张五常的作品进行了四处修改，其行为侵犯了张五常的著作权，依法应承担侵权民事责任”；

在“人大学”[15]案中，被告出版社将原告作品的标题《人大学》修改为《人大制度学》，对此，一审及二审法院依据该事实即认定了侵犯了保护作品完整权。

在“《毒贩之七昼夜》[16]”案一审中，法院认为被告将原告文章分成两篇，同时将原文中以字母模糊表示的地名用真实地名替代的行为，客观上损坏了作品的完整性，侵犯了作者的保护作品完整权。

（4）要求修改要达到违背原作者思想，构思和艺术追求的程度。

在“孔虫雕塑案”[17]中，对于被告对原告雕塑作品进行修改，并将被控孔虫雕塑错误命名，张冠李戴错误引用了孔虫雕塑的“学名”的行为，一审法院认为，该行为“割裂了郑守仪作品与其名称之间的对应关系，歪曲了郑守仪作品所反映的事物内容，违背了郑守仪创作的原意和思想感情”，据此认为构成对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侵犯。

在“毒贩七昼夜”案二审[18]中，法院认为“判明是否侵犯保护作品完整权，则应当从作品的创作背景，作品的内容等方面进行审查，即应当查明被控侵权作品在整体和细节上究竟是否为作者的陈述，其作品是否受到歪曲或篡改。但作者声誉是否受损并不是保护作品完整权侵权成立的要件，作者的声誉是否受损仅是判断侵权情节轻重的因素”。

在“汤加丽写真集”二审中，法院认为，被告行为“超出了其为板式整齐美观而进行的边缘性裁剪的程度，损害了张旭龙对其作品的构思和艺术追求，破坏了上述作品的构图和视觉效果，侵犯了张旭龙对上述作品的保护作品完整权。”

在“天下粮仓[19]”书法作品一审案中，法院认为，作家出版社所使用的“天下粮仓”四字间的墨迹进行删除的行为，使得原作所要表达的思想不能得到完整的体现，破坏了原作的完整性。

在“龙文化”书法作品案[20]中，一审及二审法院都以是否违背了作者的意愿作为判断标准，据此认定被告将书法作品割裂使用的行为构成侵权。

（5）应当综合考察使用作品的权限、方式、原著的发表情况以及被诉作品的具体类型等因素，树立不同的标准。具体而言，依照被控侵权人是否取得改编权应采取不同的判断。

采用这种思路的判决为九层妖塔一审[21]。该判决对认为在制片人已获得原作者改编权授权的前提下，“对于是否侵犯保护作品完整权的判断，应当看是否降低了原著的社会评价、损害了原著作者的声誉”，且这一标准并非造成原作者声誉损害的“可能性”，还需要结合案情分析是否有证据证明损害原作者声誉的事实。同判决不止于此，进一步指出，在图书、期刊、报纸、网络上进行复制的情况下，即被控侵权人并未被授予改编权的情形下，对于是否侵犯保护作品完整权，“应当坚持严格的标准，只要复制后呈现的内容、观点与作者在原著中表达的不一致的，一般可以认定构成对原著的歪曲，篡改”。

据此，九层妖塔第一审认为，被告电影对原作进行“面目全非”的修改，并未伤害原作者声誉，不构成侵权。